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米脂县，1990年的一场爆炸案让这个偏远小县城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这起案件的主角是公安局长高胜秀，他因与县委书记张增连的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策划了一场谋杀，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爆炸声响过后，高胜秀被捕，他在法庭上冷不丁抛出一句“冤狱赔偿标准是多少”，让人瞠目结舌。这案子不光是个人的恩怨纠葛，更暴露了当时地方权力监督的漏洞。

　　米脂县，坐落在陕西省榆林市东南角，地处黄土高原腹地。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1990年代的米脂还是个典型的农业县，经济半岛(bandao) 半岛官方靠天吃饭，工业几乎没有。

　　那时候，全国正搞改革开放，农村也开始有点变化，比如“农转非”政策让农民有机会拿城市户口，日子稍微有了盼头。但县里的资源有限，谁能管住这些机会，谁就握住了实权。

　　1990年的米脂，人口不到20万，县城不大，几条土路连着政府大院和集市。县委和公安局是县里最有分量的单位，县委书记管方向，公安局长管治安，两拨人马表面上配合，私底下却常有摩擦。

　　当时的基层权力结构很简单，县委书记是“一把手”，但公安局长手里有枪杆子，也不完全听招呼。加上监督机制松散，县里的事儿大多靠人治，谁硬气谁说了算。

　　高胜秀和张增连，就是这场权力博弈的主角。两人一个管枪，一个管半岛网址 半岛官方入口党，性格和做事风格截然不同，注定要撞出火花。

　　1952年高胜秀出生在米脂县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兄弟姐妹多，日子紧巴。1975年，他入了党，1977年进了县公安局，从一个跑腿的小干警干起。他脑子活，胆子大，破案子雷厉风行。

　　1980年代初，他带队抓过一个盗窃团伙，半夜翻山把人堵在窝点，押回来时还顺手缴了两把土枪，县里人都说他有魄力。1985年，33岁的他当上公安局长，成了米脂县最年轻的局级干部。

　　当了局长后，高胜秀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办公室墙上挂满了锦旗，桌上摆着“人民卫士”的奖牌，县里开会他坐前排，讲话底气足。可时间一长，权力这东西就变了味。

　　1980年代末，“农转非”成了香饽饽，农民挤破头想拿城市户口，高胜秀管着公安局户籍科，审批权在他手里，于是他开始伸手要钱。

　　光是1989年一年，他就批了63户人家转户口，收了11.4万块现金。那时候米脂一个工人一年工资也就几百块，这笔钱够盖好几栋房子了。

　　高胜秀把钱藏在家里炕下的木箱里，箱子上了锁，钥匙他随身带着。他还挪用公款修了两孔窑洞，一孔给自己住，一孔用来招待人。

　　窑洞修得结实，土坯墙厚得像城墙，电线是从县工电局私拉的。他在县里横着走，吃羊肉串不掏钱，摊主敢问一句，他就瞪眼威胁，没人敢惹。

　　1948年张增连出生在榆林市，年轻时下乡当过知青，1975年入党，1982年进米脂县委，1987年当上县委书记。他比高胜秀大几岁，为人正派，讲究原则。县委书记这位置不好干，既要抓经济，又要管干部，还要应付上面检查。

　　张增连不爱摆谱，办公室就一张木桌几把椅子，桌上堆满了文件。他开会时常说：“权力是公家的，不是给自己谋利的。”这话听着简单，但在米脂这种地方，真正做到的没几个。

　　张增连和高胜秀的矛盾，最早是从一次县委会议上爆发的。1989年，县里开会讨论治安问题，张增连点名批评公安局户口审批有猫腻，矛头直指高胜秀。

　　那次会议气氛很僵，高胜秀当场顶了回去，散会后还让人送了十包水泥给张增连，想缓和关系。张增连没收，水泥被退回公安局门口，路人围了一圈看热闹，高胜秀脸上挂不住。从那以后，两人算是彻底撕破脸。

　　高胜秀咽不下这口气，开始使绊子。他扣住张增连需要的公章，拖了整整七天，直到张增连亲自上门要回。他还在县里放风，说张增连贪污买车、背后有靠山。这些话没证据，但在街头巷尾传得沸沸扬扬。

　　张增连不理谣言，写了封举报信给榆林地区纪委，列了高胜秀三条罪状：收户口费、挪公款修窑洞、插手经济事务。信递上去半年，没回音，县里人猜是高胜秀上面有人罩着。

　　1990年初，高胜秀的腐败越发嚣张。他批户口不走程序，谁给钱多谁先办，甚至连县里干部的亲戚都得塞红包。他还插手煤矿生意，东山煤矿的炸药调拨单他签了字，拿去卖私货。

　　张增连查到这些事儿，准备在县委会上再敲打一次。高胜秀得到风声，觉得这回不光是丢脸，搞不好官位不保。他起了杀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1990年5月8日，高胜秀在东山煤矿签了张调拨单，领了6公斤炸药和10个雷管。单子上盖着公安局的章，理由写的是“治安需要”。他把炸药装进帆布袋，找来姜志福帮忙。

　　姜志福以前在公安局当过协警，后来调到体委当教练，跟高胜秀关系近。高胜秀交代他去干一件事，没说细节，姜志福也没多问。

　　5月10日凌晨，姜志福背着炸药去了县委大院，在张增连住的窑洞门前埋了炸药，电线顺着排水沟拉到院外。凌晨3点50分，炸药引爆，窑洞门被炸碎，墙体裂了缝，动静大得全县人都听见了。

　　爆炸造成5000块钱的损失，那年头这钱能买一辆拖拉机。可张增连不在窑洞，他前一天因为妻子生病去了榆林医院，侥幸逃过一劫。

　　爆炸第二天早上，高胜秀第一个到现场，带着几个干警勘查。他弯腰看了看炸点，说是煤气爆炸，想搪塞过去，还让人封锁现场。张增连赶回来后不信，坚持报案，要求彻查。

　　榆林地区安全局派了专案组，带着检测设备来了。他们采集了墙灰和地砖碎片，化验证实炸药是黑索金和铵油混合物，只有东山煤矿有这货。

　　专案组查了煤矿记录，5月8日的调拨单上有高胜秀的签名。他辩称批了没用，可搜查他家时，在窑洞地砖缝里发现了炸药残留，跟现场成分一样。

　　姜志福扛不住压力，交代了埋炸药的经过，指认高胜秀是主使。高胜秀被抓时还在局里喝茶，听说专案组来了，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跟着走了。

　　1991年11月，案件在榆林中级法院开庭。高胜秀被控故意杀人未遂，姜志福是共犯，张崇秀——高胜秀的妻子——因藏证据也被起诉。庭审时，高胜秀不喊冤，只问了一句“赔偿标准是多少”，像是在算自己还能捞点啥。

　　检察官列了证据：调拨单、炸药残留、姜志福的供词，铁板钉钉。高胜秀上诉到最高法院，写了20多页材料，说自己只是“制造爆炸”，没想杀人，试图改判罪名，但没用。

　　1992年12月17日，高胜秀在榆林被执行死刑。姜志福判了无期徒刑，张崇秀判了13年。判决下来那天，米脂县街头没人提这事儿，像啥也没发生过。

　　这案子判了，余波却没停。米脂县纪委和公安系统大换血，县纪委书记被撤，公安局好几个干部被调走。高胜秀提拔的人大多降了职，县里还清出30多份被截留的批文，有工程招标的，有派车申请的，好几份下落不明。

　　清理纪委办公室时，有人翻出七封举报高胜秀的信，最早一封是1988年写的，署名“公安干警三人”，但都被锁在柜子里没人管。

　　张增连没再提这案子，1994年调到榆林地委，后来退了。临走时，他在会上留了句话：“不要把公章交给怕丢官的人。”这话后来写进了县里的干部培训材料。

　　米脂县把“农转非”审批权上交到榆林地区，还出了新规，公安不准管建设审批和经济纠纷，外头管这叫“高胜秀条款”。

　　姜志福在西安监狱蹲到2008年才出来，之后没消息。张崇秀服刑9年后放了，跑去法院和信访办闹，说查封她家房产超了范围，想要点赔偿，没人搭理。

　　米脂黑警案过半岛(bandao) 半岛官方去30多年了，现在的米脂县城变了样，路宽了，楼高了，可当年那场爆炸的痕迹还在老辈人嘴里传着。

　　高胜秀、张增连、姜志福，这些名字成了历史，但案子留下的教训没老。这事儿告诉咱们，权力得有笼子，监督得有牙齿，不然谁都可能成下一个高胜秀。

　　关键这个公安局长在地区上面还有人罩着，否则就他的所作所为早就被查出为什么地区的人在他这个事情不存在连带责任，也应该严查这些。